恐惧之城与嘻哈的诞生:1970年代的纽约城市史

摘要: 为什么怀念70年代的纽约?嘻哈可能是原因之一。

12-09 20:14 首页 界面


为什么怀念70年代的纽约?嘻哈可能是原因之一。


作者| 张之琪


《中国有嘻哈》决赛以Gai和PG ONE并列冠军的尴尬结果落幕,一个靠选手互相“diss”蹿红的节目,最终以不太“real”的“peace & love”收场。不再靠“魔鬼剪辑”“搞事情”的主办方肩负起了在中国普及嘻哈文化的大旗,于是在决赛的开场秀中,“嘻哈侠”欧阳靖演唱了一首名为《Fight for Hiphop》的嘻哈科普曲,其中唱到了嘻哈作为一种音乐流派和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

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

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

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

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

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one two,

他叫Kool Herc他是嘻哈的教父。

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不是动机,

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

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

Kool Herc是一名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牙买加裔DJ,被公认为是嘻哈音乐的创始人。在布朗克斯的街头派对(block party)中,Kool Herc首先开始使用在两台唱机上交替播放同一张唱片中的精彩break的手法,将派对气氛始终维持在高潮,这种被命名为“Breakbeat DJ-ing”的手法构成了嘻哈音乐的基础。


MC Kool Herc


而当时布朗克斯的年轻人开始玩嘻哈音乐的初衷,也正如欧阳靖在歌中所唱,不是为了“名利和财富”,而是希望“借音乐逃出不理想的生活境遇”——1970年代的纽约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贫困人口和少数族裔聚居的布朗克斯是这场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瘫痪的市政服务、紧缩的贷款和保险政策将人们的生活逼上绝境,抢劫、纵火和暴力犯罪更是家常便饭,当时的纽约警察曾开玩笑说,“除非一个人死在125街以下(125街以上为布朗克斯区),否则没人会在意”。

另一位说唱界的教父级人物Grandmaster Flash,曾在他的说唱作品“The Message”中描绘过当时布朗克斯年轻人的生活。

有时这里像一个丛林,

让我不禁在想如何才能避免堕落。

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

人们在楼梯上排泄,你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

我受不了那气味,受不了那噪音,

但我没钱搬出去,我想我没有选择。

老鼠在前面那间房乱窜,蟑螂在后面那间,

瘾君子在走廊里,拿着一只棒球棍,

我想离开但我走不远,

因为我的车被收回了,被拖车拖走了……


Grandmaster Flash


然而在40年后的今年,在美国却兴起了一股针对1970年代纽约的怀旧热,许多文艺作品都选择以那个年代的纽约作为故事背景。《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谈论70年代末的纽约?》的文章中试着分析人们怀念那个时代,或者不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禁不住要去向往那个时代的原因:“那时的纽约,尽管在谷底,却至少更加民主。在彼时彼地,无论贫穷富有,人们都受困于那种绝境(或者说是自由)之中。”

而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爆发出了最具实验性、原创性和生命力的本土文化。在城市废墟之上,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创造出了影响世界的音乐、舞蹈公共艺术。而无论嘻哈这一艺术形式如何发展演变,是否从地下进入主流,甚至成为全球流通的文化消费品,它始终与布朗克斯的街头,与底层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现实,与自由和抗争的灵魂不可分割。

欢迎来到恐惧之城

如果你在1975年的6月来到纽约,走出机场的一刻,迎接你的会是一本四页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颗裹尸布包裹的骷髅头,骷髅下面是一行耸动的标语:“欢迎来到恐惧之城:纽约游客生存手册”。

我们能给您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在事态好转之前,尽可能地远离纽约。

为了证明这则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小册子的内页细数了纽约居高不下的犯罪、纵火和暴力事件,并奉劝游客,为了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务必遵循以下建议:

下午6点之后不要出门;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酒店保险柜;

选择距离防火梯最近的酒店房间……

接到这本小册子的游客也许会十分困惑——如果不是当即就被吓到了的话,但要是他们知道,递给他们小册子的人,正是穿着便服的纽约警察的话,恐怕要立刻转身回去,买一张当天返程的机票。


“欢迎来到恐惧之城”


纽约的警察为什么会擅离职守,去机场、火车站、长途巴士站和酒店门前向游客发传单?因为他们即将在一个月后失业,这是他们为了保住工作和生计的最后抗争。

1975年6月4日,为了缓解纽约严重的财政危机,平息债权人的愤怒,市长Abe Beame以实施财政紧缩之名,宣布将于7月1日之前与约5万名公职人员终止劳动合同,这是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这次裁员不仅会激怒纽约当地强大的工会,还会严重地削弱政府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许多工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开始组织反击,其中就包括纽约的24个警察和消防工会,以及他们刚刚组建的联盟“公共安全委员会”(CPS),“公共安全委员会”和他们的约8万名会员采取的反击策略是在美国工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他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体宣传攻势:“欢迎来到恐惧之城”。

“恐惧之城”所制造的巨大影响力,恐怕连工会本身都始料未及。上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市政府、旅游业协会以及生活方式杂志就开始合谋打造纽约“商业首都、旅游目的地和理想居住地”的品牌形象,“恐惧之城”正是利用了相同的公关策略,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反向营销”(counter-marketing)的教科书案例。而这两次公关行动都瞄准了纽约的中上阶层居民、商务旅客和公司高管,因为他们的居住地、旅行目的地和公司总部所在地决定了一座城市的人才流向和经济前景。

经过政府和工会数回合的法庭和媒体大战,“恐惧之城”在短短一周之后流产。对“恐惧之城”的剿杀行动的速度、规模和雷霆手段说明,在财政危机中,政府要优先考虑并优先解决的,不是公务员的工作和薪水,也不是为普通纽约市民提供的市政服务,甚至不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而是如何维护纽约安全繁荣的形象,让大公司来投资,外地人来旅游。

7月1日,警察和消防部门的裁员计划如期兑现,失去工作的警员和消防员总数没有发生变化,但政府却在他们的地理分布上动了手脚。与市长承诺的“全市紧缩”不同,金融区和中产社区的警察和消防力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贫民和工人阶级聚居的下东区、哈林区、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则消化了绝大部分的裁员名额。“恐惧之城”留给纽约政府的教训是:政府当然可以随意裁撤公共安全雇员,前提是,不要影响位于城市核心的金融中心、旅游目的地和媒体热点地区。

经济危机的“空间修复”

“恐惧之城”行动平息之后,纽约市政府很快想出了重振城市声誉和财政状况的新办法,这是一套被称为“计划紧缩”(Planned Shrinkage)的城市治理和经济刺激方案,由纽约市住房和发展管理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局长Roger Starr制定,旨在强调自由市场原则和市民的个体责任,这一思路,代表了里根掌权之前,福特时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萌芽。

在公开讲话中,Starr干脆将纽约的财政失衡归咎于纽约市民的“过分骄奢”,称“纽约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市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维持市民已经习以为常的市政服务水平”。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但包括削减市政服务,而且要通过削减市政服务,达到彻底改变纽约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传统(公民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相对的意识形态,它更强调机会平等和共同体的责任)的目的。因此,他指出,与其整体、无差别地削减市政服务,纽约应该瞄准那些最需要市政服务的地区下手——这一策略被称为“选择性缺乏”(selective scarcity),它用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法则来合理化资本的逻辑,认为正如公司会淘汰不盈利的部门,城市也应该将贫民区的市政资源调配到更好的、更有机会存续下去的地区,至于已然穷途末路的地区,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计划紧缩”政策还反映了在“去产业化”(disindustrialization)的时代,工业革命以来奠定的现代城市的功能正在受到挑战:“我们必须将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赶出城市,我们要改变城市的角色,它不再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天堂。我们最初建立城市系统,是为了吸引农民进城,并将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产业工人了,为什么要把农民留在城市?”


1970年代的纽约街头


根据这一原则,最贫困的一部分市民必须离开,从而减少需要市政服务的人口,而他们留下的不动产经过翻新和改造,可以重新用来盈利。而对于不愿或不能主动离开的穷人,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Starr甚至提出,可以让市政府协助实施以整个社区为单位的“人口转移”。除了减少人口和缩小城市规模的措施之外,有限的市政资源还必须集中投放在较为富裕、税收较高、也更易管理的地区。于是,财政危机的负面影响就可以被人为地在不同空间和社会阶层中间重新分配,最沉重的负担被丢给了曼哈顿周边地区、贫民区以及工人阶级社区,少数族裔占据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同时,在中心商业区、旅游区以及曼哈顿的白人和中上阶层社区,政府则投入了大量的市政资源来维持治安和养护基础设施。

这一针对特定族群和社区的“计划紧缩”,呈现出经济上和视觉符号上的双重逻辑。首先,它将纽约财政危机归咎于社会福利和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超支,而不是政府给企业太多政策优惠,鼓励债台高筑的地产繁荣。其次,市政府消灭那些“问题社区”和“问题人口”,与此同时将金融区和高端社区粉饰一新,也有助于营造了报纸头版和电视屏幕上纽约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形象。

这种对于“问题人口”和“问题社区”的“清理”和“更新”,正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策略。银行家、地产商和大企业的CEO们选定曼哈顿、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最贫困的社区,将其中的人口转移(通过降低他们的信用等级,终止贷款等方式),土地重新规划作为工业或商业用途,以此吸引更多投资和商业项目入驻纽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打着自由市场旗号的城市更新运动,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公私合谋性质,政府不仅提供了补贴和税收优惠,还为他们提供公共政策上的配合。


猖獗的街头暴力


Starr因为这一系列政策遭到了纽约市民、工会和媒体的口诛笔伐,纽约市议会中负责少数族裔事务的机构谴责这套政策为“种族灭绝式的、反人道的和不负责任的”,“不仅不去挽救、修复和重振这些正在衰落的社区,Starr反而让它们自生自灭,甚至想方设法加速它们的死亡。”虽然后来Starr迫于民意离职,但他的政策基本得到了继任者的贯彻。

然而,“计划紧缩”不仅没有能够如Starr承诺的那样解决纽约的财政危机,反而带来了更严峻的问题。在所谓的“问题社区”,市政服务的削减、投资的持续低迷加上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房东无力承担房屋的养护费用,租客也租不起房,于是遍地都是空置的房屋,而大量的贫民却流落街头。

调查显示,在1967年到1977的十年间,纽约共有20万户房屋处于废弃状态,仅在1975至1977年之间就有13万户。许多房东意识到,与其艰难地赚取租金,还不如烧掉房产,从保险公司领取一笔赔款。于是,在这种绝望的计算之下,曼哈顿下东区、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的纵火案频发,再加上由于财政赤字,这些地区的消防站密度和出警速度都显著降低,更加纵容了火情的蔓延。


消防车在街头救火


与大火同时席卷城市的,还有犯罪浪潮,《每日新闻》的记者Michael Daly曾回忆说,当时纽约街头的暴力程度让身处其中的人误以为自己正湮没在战争中。纽约的警察也曾调侃说,在当时的纽约,故意杀人都只能算得上是“轻罪”(homicide)或者“品行不端”(misdemeanour)。

在这样的情况下,纽约人口的确大幅减少,但离开的并不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黑人和拉丁裔,而是不堪忍受的中产阶级。在1970至1980年间,约有一百万纽约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搬到临近的新泽西、康州和威彻底特郡的郊区去居住。

城市废墟上生长出的嘻哈运动

尽管清除“问题人口”、营造纽约的白领首都形象的计划落空了,但这些被剥夺了市政服务,在纵火和暴力犯罪中挣扎的社区,反而为艺术和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土壤:这里有大量空置的房屋可以以廉价出租,大量失业人员拥有大量闲暇时间从事创作,更重要的是,在生活艰难的时期,普通人有大量自娱自乐的需要。

而在这些荒废的社区中,没有一个比布朗克斯荒废得更加彻底,从1960年代起,布朗克斯就开始成为“去产业化”和“城市更新”运动的受害者,到了1970年代,“计划紧缩”让这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据统计,1967至1977年间,布朗克斯区总共流失了30万人口,而到了1980年代,它甚至超过了密西西比腹地的农村,成为全美最贫困的地区。尽管生存艰难,布朗克斯在艺术创作上却异军突起,在根植于社区的独立运动中,开启了音乐、摄影、舞蹈、戏剧和公共艺术的新世代,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南布朗克斯区(South Bronx)的嘻哈运动。

嘻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运动,包括四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前三个元素与音乐和舞蹈有关,分别是打碟(DJ-ing),说唱(rapping)以及霹雳舞(breakdancing),涂鸦(graffiti or aerosol art)是最后,也是唯一一个视觉艺术元素。在1973年到1977年间,这四个元素在街头派对(block party)和即兴创作中被自发地组合在一起,而正如说唱团体Universal Zulu Nation的创始人MC Afrika Bambaataa所说,由这四种元素共同构成的艺术形式是为了传达嘻哈的第五个元素:“知识”(knowledge)——也就是这一文化的基本原则:即和平,爱,团结和享受生活(peace, love, unity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嘻哈不仅为生活在布朗克斯的穷人提供了暂时逃离失业或朝九晚五的乏味工作的喘息之机,更推动了黑人文化和中美洲文化(主要是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的融合,它将挑战-应战形式的口头battle(call-and-response verbal battle), 爵士、funk和雷鬼的韵律和即兴创作,以及波多黎各传统音乐bomba和plena的切分节奏结合起来,并将它们同时融入电音的碎拍和打碟之中。


Netflix剧集《少年嘻哈梦》剧照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在街头自发生长起来的亚文化,反而成为了当时纽约城市复兴的重要力量,它仿佛是废墟上的魔法师,将年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带到了布朗克斯残破不堪的公园、街道、地铁和房屋中间。同时,它也是对以“计划紧缩”为首的一系列清除“问题社区”和“问题人口”的政策的有力反击,失去了一切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音乐、涂鸦和身体重新夺回了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城市。正如作家Grace Paley所写道的那样,在当时的布朗克斯,“街道的一侧正被烧毁,而在另一侧,年轻人正在试图建起一些新的东西”——在死亡的气氛中,布朗克斯同时也在经历一次重生。

而在嘻哈音乐从布朗克斯走向纽约,走向全美,并最终成为一种主流的音乐形式的过程中,197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77年7月13日,纽约的电力系统由于遭到雷击而瘫痪,正在盛夏时节的纽约进入了一个漫长而燥热的黑夜。这次大停电将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纽约彻底变成了犯罪者的天堂,一夜之间,共有1616家商铺被抢劫,1037起火情爆发,3776人被捕,经济损失高达3亿美元。正是在这个停电之夜,许多布朗克斯嘻哈少年,闯入电子产品商店,抢走了大量的DJ设备,设备的普及使得这一从前局限于布朗克斯的小众文化,很快迎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高峰。1979年,说唱团体糖山帮(The Sugar Hill Gang)的单曲《Rapper’s Delight》成为了第一首在主流音乐圈声名大噪的嘻哈音乐,它也标志着嘻哈音乐正式进入主流音乐圈。

如今,嘻哈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也最吸金的音乐流派之一,《中国有嘻哈》的爆红,也让它在中国收割了一大批粉丝,中国到底有没有嘻哈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但在今天我们争论什么才是正宗嘻哈的时候,或许应该回头看看这段嘻哈文化发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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